危险之二是持续恶化的债务风险。

进入 林毅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消费 。上海书评：您最近说，中国未来二十年还具备8%的增长潜力。

上海书评：关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现在主流经济学界都爱说要转向消费为主。但现在同样是一万美元，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先说最后一点，我说的8%是潜力，这些体制性问题都不影响潜力啊，这些问题当然很重要，但影响的只是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这个潜力。同时，在1998年的时候政府的负债大概是GDP的25%，在1998年到2002年之间由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的负债占GDP的比重达到36%左右，但是到2008年的时候，降到了23%了，在这些事实面前说政府投资回报率一定低，从经验上来讲是不成立的。最后一点说，中国目前面临很多体制性的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不公等等。

这也可以顺便回答第一个问题。所以，此一时彼一时也。保卫自己的财产权利，这已经成为公民的一个奋斗目标了。

这就是一个权力的悖论。胡释之：所以不管你是发旧36条还是新36条，甚至再发一个新72条，都不如你干一件纠偏的事给人提气，给人以信心，给人吃定心丸。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律师制度也是这样。争取权利是争自己的本分非争权夺利rights被翻译成权利，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译。

我觉得私权的保护在现代社会有三种渠道。江平：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

胡释之：从官员的直观来讲，谁都想人治，谁不想自己说了算，自己的权力不受约束？干嘛要弄那么多条条框框把自己拴起来，束手束脚的？这是人之常情。中国的公权是庞大的，私权是相当弱小的。江平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胡释之系宏观经济学者 进入 江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市场经济 。怎么让人信？就需要建立法治。

现在来说好一些，人们越来越敢为自己的权利抗争，为了保护自己的房产不受侵犯，进行一种很坚决的抵抗。第二个就是私权受到公权的侵犯，受到政府的侵犯。只有这三个渠道都有了，而且这三个渠道都很畅通，我们老百姓的私权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江平：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私权如何保护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了行政诉讼法了，可以告了，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渠道还不很畅通。虽然这样一来，自己的权力会受限制，短期利益看起来会受损，但是这会有利于你的长期利益，你会享受到这种健全的法治对你永久人权的保证。

税收也是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把税收看作是国家的财产，这个是错误的。按理说，政府是花老百姓的钱，收老百姓的钱，所以你花钱收钱都得受约束，所以要有预算法来限制政府花钱和收钱的自由。

现在呢，不是去区分正当不正当，很多时候成了一种大家的力量博弈，谁斗得赢就归谁。譬如说山西把民营煤矿都归到国有了，这是很明显的侵犯民营企业的做法，但是没有人纠正。他去问税务局长，那你怎么办？税务局长说那我只有完成任务，上面跟我说了，目标是不变的，至于怎么来收，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胡释之：权利这个概念其实是近代才从西方翻译过来的，rights被翻译成权利，我想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更有意地来保护私权，而让公权受到限制。再说一点，李剑阁说他前段时间在政协开会，好多民营企业家说他们根本不信旧36条和新36条里说要放开垄断行业，因为多年沉痛的教训告诉他们，进去了很有可能碰得头破血流，甚至有去无回。

第三个渠道最重要，或者说是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如果我的权利受到了法律或者国务院行政法规的侵犯怎么办？法律和法规侵犯了我的权利。捍卫自己权利或者争取自己权利的人容易被认为是一些争权夺利的非分小人，夺政府的权，逐自己的利，而不是在争自己的本分江平：应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市场经济以后，人们的私权意识是大大增大了，特别是在《物权法》通过以后，人们的私权意识是更大了。

这就能够起到很大的振奋人心的作用，让人感觉新领导有新气象。但我们反倒成了是财政部来主导修订，成了一个部门立法，成了扩展权力的一个工具，这就很成问题。

这个词当初要是换一个译法被大家接受，比如像严复翻译成的天直，就是说这事本身就带有正当性，我想大家在捍卫自己的权利时会更理直气壮一些，因为你是在捍卫天直，而别人或者公权在侵犯你的时候，也会感到更理亏一些。这就是在西方都有的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的职能，我们还没有。

张维迎有一句话就说，有特权的人没人权。当然现在也有滥用私权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没有说一切坚持不搬的都有理，也不是这样的，但是至少说明了一条，人民的私权意识在大大扩大。政府权力大，看起来好像对政府非常有利，凡事都是政府说了算，但是问题来了，你权力大了，全都你说了算了，你说的话反倒没人信了。这怎么解释呢？我想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法治，官员自由裁量权太大，让人没有安全感。

我们今天实际上也仍然处在私权不发达公权庞大的情况。你想一个县长说的话，到底他说的话大，还是法律大？人们通常会说当然法律大，但是真正到了这个县里，这个县长说的话可能比宪法还要大。

而我们现在，一个财政部长用笔一批就可以增加多少多少预算。我们看西方国家，议会很大的权力就是决定税收，决定财政预算怎么来支出，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追加了一部分的钱，突破了预算，都要经过议会来讨论研究，来确定。

总的说来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要化解冲突，或者说维护稳定，最终出路还是要建立一种法治，使大家都在一个透明规则里行事。

胡释之：现在是执法的人最不讲规则，以非法的方式去执法，不按规矩来，那肯定就会出现这种不和谐。这一步一步的纠偏措施会树立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比如政府拆迁补偿的价格很低，拆了我一平米的房子给的钱不足以让我新买一平米的房子，那我怎么办，我上告无门。你不能老说自己以后不会再干坏事了，没人信，你只有受一次惩罚，大家才会相信你以后可能真的不会再干了。

过去的一些没有符合法治的做法，应该纠偏近30年来，我国基本采用以科技为基础的创新道路，包括通过科技计划实现的科技成果产业化、高技术产业化、技术转移等。

企业在产品创新中遇到的问题往往需要通过基础研究来解决，如抗生素、晶体管、原子能等重大创新都直接源于基础科学知识的突破。尽管国家通过自主创新政策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但企业对研发的重视程度仍然不高， 2011年工业企业研发活动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为0.7%，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只有12%，科技对企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仍然较弱。

据统计, 2011年全国开展RD活动的工业企业接近4万家，仅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9%左右，也就是说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大中型企业在从事研发活动，而且约2/3的大中型企业没有科技机构。目前我国形成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研发模式主要是因为企业开发能力特别薄弱，造成政府与企业角色倒置，政府为企业的发展着急，不断为企业的发展增加科技投入。